我們坐在半島酒店的咖啡廳里喝咖啡。服務生倒酒的時候，一只手注酒，另一只手彎在腰後，身軀筆直，非常專業。朋友看著杯里的紅酒徐徐上升，感嘆地說，「我記得，小時候，甚至一直到八零年代，我們走過這個酒店，都還有自卑的感覺，不敢進來。」
于是就談起貧窮的記憶︰陋巷里的家，家里擁擠不堪的客廳，塞滿了塑膠花和聖誕燈的組合零件。每一個擁擠的客廳里有一個疲憊的母親，不停地在組合要銷往西方的廉價裝飾品。每一個疲憊的母親腳邊有三四個孩子，需要吃、需要穿、需要上學。每一個孩子都記得，吃過教堂發放的奶粉，穿過面粉布袋裁成的汗衫，看過母親四處借貸繳學費。香港人的貧窮記憶，和台灣人沒有不同。
每到星期天，香港的酒樓家家客滿，但是客滿的景象不同尋常，到處是三代同桌︰中年人扶著父母、攜著兒女而來。星期天的酒樓，是家庭的沙龍。桌上點心竹籠一疊一疊加高，參差不齊，從縫里看得見老人家的白發。我總覺得，或許是艱辛貧困、相互扶持的記憶，使得這一代的中年人特別疼惜他們的長者？但是現在年輕的一代，那昂首闊步走過半島酒店、走進豪華商廈、從頭到腳都穿戴著名牌的一代──當他們是中年人時，會以什麼樣的心情來看待他們的父母呢？是一種被物質撐得過飽後的漠然？還是把一切都看得理所當然的無聊？
印度裔的作家Suketu Mehta在新書《孟買得失》里描寫了這一代的孟買人︰每一天，孟買的火車要承載六百萬人次的乘客來來去去。貧民的木棚架設在鐵軌旁，年幼的孩子從床板上爬下來，幾乎就滾到了鐵軌邊。每年有一千個貧民窟的人被火車撞死。那趕火車上班上工的人，擠不進車廂，只好將身體懸在車廂外，兩只手死命地抓著任何一個可以抓住的東西。電線桿離鐵軌太近，火車奔跑時，懸在車外的人往往身首異處。有一個做手工布風箏的人，不忍見死者曝尸野外，給每一個死者捐出兩碼白布覆蓋尸體。他每個星期四到火車站巡回，每一年，要捐出六百五十碼白布。年輕的時候，他曾經親眼看見一個趕車上工的人被火車拋下；旁邊的人隨便扯下一塊髒兮兮的廣告布，把尸體蓋住。他覺得太過不堪，「不管信什麼教」，他說，「一張乾淨雪白的布，是不應該少的。」每一年，四千個孟買人死在鐵軌上。
很多人的記憶中，是有鐵軌的︰德國人記得在民生凋敝的二戰後，孩子們如何跟在運煤車的後頭偷偷撿拾從晃動的火車上掉落下來的煤塊。台灣人記得如何跟著火車奔跑，把火車上滿載的甘蔗抽出來偷吃。貧窮的記憶，在事過境遷之後，像黑白片一樣，可能產生一種煙塵朦朧的美感，轉化為辛酸而甜美的回憶。
但是孟買人如何回憶鐵軌呢？你能想像比「被物質撐得過飽後的漠然」更貧乏的存在狀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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